《孟子•萬章下》稱“孔子之謂集大成”，這應該代表了當時儒家對孔子學思成就的評價，也應該反映了孔子對前代資源的總體承繼以及對其后儒學論域的全面開啟的事實。但是，在帛書易傳面世以前的二千一百余年間(即以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馬王堆三號墓下葬為上限)，從有關傳世文獻中卻較少見到孔子對三代業已豐富的天人相與之道的論述，尤其罕見孔子在道德貫通意義上論及天人問題。孔子在儒學史上的形象主要完成于一位道德說教家、私學教育家、文獻整理家和汲汲遑遑的求仕者。從哲學方面看，孔子予人的印象無非留下了一些局限于社會層面的道德哲學言論。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幾乎成為關于孔子形上思想成就的定論。這就難怪黑格爾評論道：“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這一觀點對迄今為止國內外學界關于孔子思想乃至儒家哲學的看法仍然頗具影響。由這種看法又生發出另一觀點，即認為儒家形上思想的形成得益于黃老之學，漢魏以降則復參以玄學和禪宗。在這一背景下，帛傳四篇以其記載的孔子有關天人道德的言論，表現了孔子在涵括三代以至春秋新舊天人觀念的基礎上對于天人內涵的初步的哲學改造，反映了孔子將傳統的主宰之天轉化為道德之天、并將傳統的主體對于形上存在的外在超越關系轉化為內在超越關系的致思取向，從而凸顯了孔子作為當時敏銳而深邃的思想家的形象，也證明“集大成”的評價對于孔子并不因存在或一方面的缺失而失之中肯，同時證明以黑格爾為代表的關于孔子思想的評價不盡恰切。��
    對于儒學史而言，帛傳四篇所體現的孔子天人道德思想補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觀與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間的邏輯缺環。綜觀有關傳世文獻，可以把握孔子天人思想相當駁雜，由此反映了孔子對于三代思想資源的全面吸取；而作為孔子晚年思想結晶的帛傳四篇，則以其比較集中地關注道德貫通意義上的天人關系的內容，表明孔子應合著時代精神而由雜趨一、綜合創新的主觀努力。因此大致可以說，三代天人觀至孔子始一收束，思孟天道性命思想自孔子始得啟續。必須指出，將孔子以后的先秦儒家天道性命之學系于思孟，僅僅是取其代表性；事實上，孔子天人道德思想的傳授面是較寬的，七十子中，曾參之外，據《禮記•禮運篇》可知子游所獲這方面教言也是豐富深刻的，而據帛傳《易之義》，子貢后來也與聞孔子這方面言論，《繆和、昭力》更表明七十子之外的弟子受到孔子天人道德思想影響者也并非絕無僅有。因此可以說，孔門后學承傳孔子天人道德思想是比較普遍的，這正是戰國時期儒家天道性命之學達到《中庸》、郭店儒家簡《五行》、《性自命出》以及傳世本《易傳》那樣的高峰的基礎。正是由于孔子承上啟下、綜合創新之功以及七十子后學延至思孟一系的積極闡揚，儒家天道性命之學才奠下堅實的根基，以致終于結出宋明理學的思想碩果。而這一脈絡的理清，若非帛書易傳的面世，恐怕終究只能局限于唐宋諸儒那種“道統論”的猜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