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教育學體系是中華文化主體
    中國道家的教育學，的確是一部人世間的絕學。
    “道教”的本義，近代人誤解比較多，其實應當詮釋為“道德教育學”，那才是比較合理的。
    在中國本土道教誕生以前的數千年歷史當中，并沒有什么宗教，那個時候完全是德道型的教育學。所以說，中國歷史上長期所采用的都是道德教育的模式，而且長期都沒有使用宗教的模式，完全是一個全社會性的自然道德教育模式。人人都是道德的信仰者、遵循者、學習者和實踐者。
    伏羲創造的易道文化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發端；黃帝所創造的法道文化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發展；老子所創立的德道文化全民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完善；以孔子為代表的原義儒學“仁義禮”全民教育，是中國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細化實施。
    伏羲黃老為代表的中國道德文化教育系統，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發展的主根，始終主宰著中國2500年以前歷史中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并且影響著2500年以來中國文化教育的進程。
    二、中國道德文化教育迥異于西方文化教育模式
    中國的道德文化教育，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教育的模式。
    西方從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開始，就全面拋棄了他們原本擁有的內求法，走向了純粹的外求法，就是邏輯推理和試驗證偽這一單一性的方法。
    東方由于易道文化的堅實奠基和老子德道文化的強化，雖然自孔子開始，同樣走向外求法方向，但是在文化體系中通過精美全息的漢字，仍然長期保留著極其珍貴的內求法。
    東方道德文化教育的方式，其靈魂就是“修之身”，是“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內求法。
    東方的道德教育，是實證型的科學教育方法。與西方的實驗型教育法比較而言，東方是以人為本，內證德道和順應自然。
    東方道德教育方法，是教育與內證同步進行實踐的方法。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教育他們那種試驗型的教育方法，把人都導向了人與自然環境的分裂，掠奪自然。而東方的內求法教育，則是以自身為實驗室的教育方法，是一種和諧人與自然關系最完美的教育方法。
    西方并不是沒有擁有這個內求法。實際上，就文化基因分析當中，我們已經談到過，西方在內求法系統的代表人物，也是存在的。像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那都是可以跟伏羲、黃帝、老子相類似的，同樣是運用內求法認識自然、認識生命、認識社會的杰出的優秀的人物。
    但是，這個文化基因的丟失和變異，西方發生在亞里斯多德時代開始。中國，發生在孔子、孟子、武帝、田蚡、董仲舒那個時期。
    所謂的“周秦諸子”、“趙宋諸儒”，都是明顯地丟棄道德正統文化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一個分水嶺和推進者、推波助瀾者。
    三、“經典誦讀”和“講經說法”是道德文化教育珍貴的內求學習實踐方法。（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