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符號，就是記號，標記。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寫文章要有標點符號，而且，一定要正確地使用標點符號。只有正確地使用標點符號，才能準確地表達意思。如果把標點符號用錯 了，就會鬧笑話。
　　還是在我念完小的時侯，同學們為了能盡快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都是非常重視作文的。但是那時候，大多數的人并不重視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認為一個標點符號有它無它，無關緊要。也有的人寫文章時太粗心，一篇文章里有不少的錯別字。為此，經常受到老師的批評。
　　在一次作文的講評課上，我們的語文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
　　“有一人家，他家大門外的院墻上，經常被人撒上尿，可又不知道是誰干的。一到夏天，那兒就臭氣熏天，還招來許多的蒼蠅。這件事很令主人頭疼。
　　后來，主人想了一個辦法。他在那個地方貼了一個告示，內容是∶
　　“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
　　可是，主人沒有在這個告示上面寫標點符號。不知道是誰，“義務”為主人幫忙，在告示上面加上了一個逗號和一的句號，變成了∶
　　“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
　　老師講到這里時，靜靜的教室里突然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這時候老師問我們∶“你們說說看，應該怎樣寫標點符號，才能把主人的意思正確地表達出來？”
　　同學們都爭先恐后地舉手、發言說，應該把那個逗號寫在“等”字的后面，句號放在最后，這句話就變成了∶“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就能把主人的意思正確地表達出來。
　　這可能是個笑話，也可能確有其事。但通過這件事，同學們對原先認為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標點符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正確使用它的自覺性也就大大提高了。
　　老師也致力于消滅較普遍存在的錯、別字的問題。又有一次，老師在課堂上說，有個學生在作文的時候寫道∶“幾個妹妹也都大了。家里糧食也夠吃了”時，把“都”字寫成“肚”字，把“夠”字寫成“狗”字了。因此，他就寫成了：“幾個妹妹也肚大了。家里糧食也狗吃了”。這個學生的本意是說，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只因為他寫了兩個別字，不但把意思全搞錯了，還鬧出了一個笑話。
　　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經常用一些笑話，調侃一些寫文章不計小節的學生，同時也教育我們大家。老師對學生們嘔心瀝血、循循善誘的精神，至今讓我們感動 也讓我們終生難忘。
這是我小的時候經歷過的事情。
　　待我長大了才知道，不只文字是一種的符號，寫文章還須有標點符號。在這個世界上，什么東西都要有一個符號。比如說，人要有個符號，就是他的名字，跟姓合在一起，用來代表一個人，區別于別的。商品要有個符號，稱為商標。就是在商品表面或包裝上的標志、記號（圖畫、圖案形文字等），使這種商品和同類的其他商品有所區別。但是，有時候人卻往往不叫某人已有的名字，而用別的符號來代替。對某件事也是如此，用一種比喻來代替。例如：
　　稱某女為明星，鐵娘子，一支花，弧貍精，美女蛇、破鞋。稱某男為包公，活雷鋒，鐵公雞，鐵耙子，大笊籬。稱兩人窩里斗是一個槽里拴不住倆叫驢。稱某“形象工程”為“豆腐渣工程”，等。總之，符號是人類創造的，人就可以使用，隨心所欲，好象誰也管不了似的。
　　可是，人對某個符號的使用卻是大有講究的，并不是人們心血來潮，忘乎所以，隨心所欲的行為。你做了好事，老百姓自然會在心里感激你，給你記功，還會送你一個雅號——給你一個新的符號，以表達人們的由衷欽佩之情。他呢，不但沒有給百姓謀利益，反而假公濟私，坑害了大家，對不起了，那就給你送一個渾號——新的符號，刻畫出你的靈魂和嘴臉來，讓法律和歷史去處理。
　　所以，人都很重視名字——個人的符號。人一生下來，父母親就千方百計地想給自己的孩子起一個好名字。窮苦人家的孩子起名字，大都是表達一種無限的親情或一般的希望。如狗旦，鎖柱或來富，福祥之類。大戶人家的孩子起名字，就和一般窮人家的不一樣了，就和辦一切婚喪大事一樣的慎重、認真、熱鬧。要請人卜卦、相面，要按家譜規定的章法去辦。除了別人的幫助外，自家人還要搬字典查看。總而言之，起個好名字被看作一件大事。人都以為，好名字會帶來好運氣，孩子將來就成龍成鳳、出人頭地了。
　　其實，這只不過是人的一種主觀意愿而已。哪里有名字可以決定人的一生的道理呢？自己的前途是靠自己的努力程度、素質和機遇決定的啊!
　　記得在十年動亂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的上半年，全國破四舊時，形式主義猖獗，教條主義橫行。一些人的狂熱程度達到了極點。紅衛兵小將們由于無知和魯莽，“自然”擔當起了歷史的“重任”。他們到處打、砸、搶，抄、抓，好人和國家文物等——一切均不能受其免。他們信奉“不破不立”，有破才能有立的格言，認為一切封、資、修的東西通通都必須砸爛。因此，凡不是“無產階級”的地名、人名都必須改掉。于是乎，首當其沖是位于北京大使館區——那里有許多的外國駐華大使館，其中有西方國家的使館，也有東歐國家，前蘇聯的使館——的大使館路就被改名為反帝路，反修路了。這是第一個較大的革命行動。
　　我國每年的十月一日國慶節時，游行隊伍歷來是由東向西——由東單起，經過天安門到西單——前進的。紅衛兵小將們對此頗有異議，認為應該改掉。他們認為，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永遠向著太陽前進，走向光明。因此，國慶節的游行隊伍，應該由西向東前進。而也有人認為不能改動，理由是，我們無產階級應該向西方進軍，砸爛一切舊世界，讓全球都是紅彤彤的。爭論雙方各執一詞，因而此舉終未成行。
　　還有的紅衛兵小將，認為周恩來總理的名字不好，怎么能叫恩來呢？這不是封、資、修的嗎？應該改掉。于是，他們就給周總理寫信去，請總理改名字。在一次接見革命群眾的大會上，總理對此答復說，我的名字是父母親給的，只是一個符號，用于和別人區別，怎么就是封、資、修的呢？周總理的為人是得到大家所公認的。他的人格、品質、精神、作風等可作為世人的揩模。于是，這一次的改名又不了了之。
　　法國作家盧梭在《第二性規則》的一篇文章中談到女性時說∶“她們的榮耀不僅在于她們的行為，而且在于她們的名聲∶一個被人家看作是聲名狼藉的女人，她的行為不可能是誠實的。一個男人只要行為端正，他就能夠以他自己的意愿為意愿，就能夠將別人的評論不放在眼里：可是一個女人，即使行為端正，她的工作也只是完成了一半：別人對她的看法，和她的實際行為一樣，都必須是很好的。”這是在外國人眼中，名聲——在社會上流傳的評價——也是重要的，不是不需要顧及的。
　　因此，人的言行是其名聲的決定因素。尤其是掌有一定權力者或“父母官”們，更應以周總理為楷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留下一個好名聲，以便維護自己 “符號”的圣潔。

　　　　　　　　　　　　　　　　　　　　　　　　　　　　　　　　　　　　　　　　　　　　轉載（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