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與專家解讀竇唯燒毀記者汽車案(圖)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4日09:19 正義網

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劉文惠

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易彬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

　　著名音樂人竇唯因對新京報的報道不滿，于2006年5月10日到該報交涉未果，一怒將報社內的電視、電腦等摔砸在地，并一怒將報社門前的一輛轎車點燃。當天晚上，警方初步認定竇唯的行為涉嫌縱火，將其刑事拘留。5月26日，竇唯被取保候審離開看守所。在時隔1年多后，2007年8月2日，竇唯向媒體證實從法院拿到了檢察機關起訴書。

　　竇唯案有什么內幕細節？檢察機關起訴時對該案如何認定？今日下午，正義網邀請北京市宣武區檢察院公訴處檢察官、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與網友就竇唯案件在線交流。

　　主持人：各位網友,下午好！竇唯大鬧新京報怒燒汽車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請來了3位嘉賓，這兩位是北京市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劉文惠、易彬，這位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我想讓劉檢察官從起訴認定這個角度給網友介紹一下案情。

　　劉文惠：竇唯這個案事實是這樣的，在2006年5月10日11點多，被告人竇唯在本市的宣武區永安路106號，北京新京報報社內，因為對該報有關他的報道不滿，所以將報社的電腦、顯示器、DVD等物毀壞，經鑒定，這個價值是1644元。同日的下午的18時許，被告人竇唯又在新京報社門前，將新京報記者周松的汽車上潑撒汽油點燃毀壞，這個損失價值是5379元。事后，被告人竇唯立刻撥打110報案。本院認為被告人竇唯無視國法，其行為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5條的規定，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我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的規定提起公訴，要求法院追究被告人竇唯的刑事責任。

　　主持人：從犯罪構成來說，為什么我們認定他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而不是縱火罪。

　　劉文惠：縱火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是不同的罪名，一個是輕罪，一個是重罪。被告人竇唯主要是選擇以放火的方法毀壞汽車，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但是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是認定公共安全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區別。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竇唯在放火毀壞財物之前，主要是與新京報發生了矛盾，剛才我說的過程中也提到了，因為對報社的報道不滿，砸毀了部分電視機、DVD，保安不讓他再進入報社，他在無奈之中買了一瓶汽油，在眾目睽睽之下，就準備燒車了。當時前面有保安，保安發現他包里有一瓶汽油，不多，發現他有要燒車的這個跡象，這時保安都準備好了，你要燒車，我們就立即用滅火器滅火。

　　劉文惠：從這方面來說，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我們考慮到：他的主觀動機來說，還是以報復或者是損壞財物為主，他損壞的財物還是一個特定對象，這輛車前風擋下有一個新京報社的牌子，他的主觀目的還是毀損，從客觀表現來說和他的主觀交代還是能相互印證的。他燒毀車輛的行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這一點是特別不確定，咱們指控他放火罪的證據就不是很清晰，所以檢察機關是以故意損壞財物罪認定的。

　　易彬：縱火這個詞，在刑法規定上沒有縱火，只有放火罪。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危害公共安全，放火罪在刑法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種，放火的行為是足以危害不特定人或者是財產的安全。在這里劉檢察官也介紹了，他實際上危害的就是特定的物，而且從特定物擺放的位置、汽油的量和保安拿著滅火器來看，著起火來對其他的房屋或人員的危害程度不大，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覺得他不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要特點，更像是故意毀壞財物。

　　主持人：這個案子從去年到今年起訴，時間差不多將近一年多，這一年中公安機關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符合法律上的一些規定？

　　劉文惠：這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8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在取保候審期間不得中斷對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理，竇唯這個案件是在去年的5月10日立案，5月25日公安機關對其采取的取保候審的措施，在這個期間，公安機關做了大量的偵查工作。在今年的3月30日，這個案件由公安機關移送到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在審查起訴期間，檢察院根據此案的實際情況和法律的規定退回補充偵查一次，延長審案兩次，在今年5月25號決定繼續對被告人竇唯取保候審，所以7月23日進行公訴，在這個期間內本案是在法定的期限內審理的。

　　許身健：我感覺犯罪一般是秘密性的，不會讓別人知道，竇唯這個案子跟普通的犯罪還不大一樣，他這種犯罪在到現場的時候，實際上很多人都看到他了，他想怎么做別人都知道了，我個人感覺，偵查的難度、取證難度不大，拖了這么長時間，是不是有一些隱情的，是不是處理起來有拿不準的地方？

　　劉文惠：這個肯定有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觀點，因為案件是千變萬化的，法律規定不能包羅萬象，剛才教授說了，他會明目張膽地做，實際當中取證又是自首的，取證相當的簡單，對于定性問題來說就不是那么簡單了。

　　許身健：在補充偵查的時候，我覺得偵查的問題不是很大，他有自首，目擊證人也有，證人、證言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定性和偵查、證據的問題有沒有分開，我只是隨便問一下。

　　劉文惠：補充偵查的第一點，他燒車到底基于什么樣的主觀目的，是不是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燒車的時候有當時報社的記者，全面把他的行為給拍下來了，他燒這個車的前面有一輛汽車，燒車的右上方有一個變壓器，他這個火能不能足以使變壓器爆炸，使本車爆炸了，地點是在一個馬路邊上，肯定會危及到不特定人的安全，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弄清楚了，我是從這一點上考慮的。

　　劉文惠：補充偵查的第一點，他燒車到底基于什么樣的主觀目的，是不是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燒車的時候有當時報社的記者，全面把他的行為給拍下來了，他燒這個車的前面有一輛汽車，燒車的右上方有一個變壓器，他這個火能不能足以使變壓器爆炸，使本車爆炸了，地點是在一個馬路邊上，肯定會危及到不特定人的安全，這樣的話我們必須要弄清楚了，我是從這一點上考慮的。

　　易彬：我補充另外一個，你們最感興趣的，為什么一年多，我想說的是，為什么會取保候審，是個什么法律規定，取保候審的法律時限又是怎么規定的。在公安機關，它是有權決定對犯罪嫌疑人采取什么樣的強制措施，取保候審是咱們國家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五種強制措施之一，在公安機關最長的可以是一年。按照人民檢察院的刑事訴訟規則，如果需要繼續對他取保候審還可以一年，當然不是說這一年就隨便把這個案件放下了，我們偵查的工作、起訴工作都是不允許中斷的。當然對一些有主觀侵害是建筑于客觀行為之上的，有一些是他就不能夠印證的，那就需要我們檢察官特別主動地工作，或者是通過其他的方式在去搜取證據，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對于任何一個案子，在定性當中，過來的是這個，為什么起訴這個，我們必須把證據弄得特別扎實，所以還會退回補充偵查，自己又自行偵查，有這樣的工作。

　　主持人：剛才閑聊的時候，是咱們主動要求做司法鑒定的？

　　劉文惠：這個沒有，這是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是在去年的12月5號做了司法精神病鑒定，結果他是負完全刑事責任的人。

　　許身健：其實說實話，我還算竇唯的一個歌迷，原來在黑豹的時候，他唱的也是不錯的。王菲和他都是北京人，原來我也跟學生們講這樣的故事，王菲對竇唯還是不錯的，王菲從香港回來的時候，還住在他們家，去公共的衛生間，排著隊，在香港是絕對不可思議的。這就說明什么，說明竇唯從唱歌來講是非常不錯的人，跟一般的歌手也不一樣，他唱的歌是搖滾，個性也比較強，這兩年，我也關注過，也算是一個歌迷，他婚姻生活也不是非常幸福。實際上竇唯這個事，跟香港記者有一定的沖突。那是前幾年的事，竇唯有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時候，心情非常郁悶，有個香港記者過來就說，你是不是被王菲給甩了，他就非常生氣，用水潑了記者一臉，這個事當時鬧得很厲害。他的歌唱事業發展不是很好，婚姻也不幸福，所以內心有一些封閉，跟新京報的記者出現問題，都有一定的關系。所以我想，公安機關對這件事進行精神鑒定，我覺得也是非常正確的，他是這樣一個封閉的人，做出這樣的行為，是不是真的精神出現問題，這跟他承擔刑事責任的關聯比較大，我覺得公安機關這樣做也是非常認真的。

　　易彬：剛才提到了放火罪是特別嚴重的犯罪，一談到犯罪，就必須滿足四個要件，對于犯罪主體的要件就必須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這個刑事責任能力，即便是有的人在審理的時候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而犯罪的時候不具備，也可能影響到我們的刑事程序，也要終止。像竇唯這個案子，搞藝術的人，大多數精神上比起常人更敏感。

　　許身健：我覺得他唱搖滾的跟孫楠他們不一樣。

　　易彬：所以說放火罪必須年滿16周歲，他37歲沒有問題，對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應當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現在證明他精神上沒有問題，他是屬于能夠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人，他肯定在刑事主體上沒有問題。

　　許身健：一般來說，在庭審的時候，精神病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抗辯的理由，既然存在的話，就應該早一點做，排除了就更加扎實一點。

　　易彬：因為是取保候審的，我們可以隨時傳喚他。我們劉檢察官在傳喚竇唯到我們院來訊問的時候，我們看到劉檢察官有嚴厲的一面，也有能夠溝通的一面，就是他怎么跟他溝通那么好，同樣是作為公職人員，為什么他能夠溝通得那么好。我很佩服。我也挺習慣竇唯前期的音樂，竇唯不屬于我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人，他屬于特執著的人。

　　劉文惠：對于竇唯所處的環境和現狀，其實一看就知道他存在著很多偏激的想法，甚至對一些問題有些個人的偏見，他咬準自己的認識，就是他正確，別人都不正確。他有些懷疑一切的想法。我前幾天看了一個報紙，不知道是出自哪的，就說到竇唯，說大家都在害他，都是陷他于不義。但是我們接觸以后，因為這個案件是平常一個案件，我們也按照平常的案件對待。不管他是名人也好，還是個老百姓也好，我們給他一個交代問題的寬松條件，你有罪無罪，罪輕罪重，首先以尊重犯罪嫌疑人，這樣的話，他才能感覺到公訴人比較公正，從內心里，他想到我要聽公訴人的。我們不僅僅是訊問他，也在給他提供法律的幫助，當他認識到自己行為對社會的危害，對他人的危害，他就能夠從主觀上、客觀上如實地交代，他的意識也比較清楚，終歸他是搞藝術的人，邏輯性也比較強，同時也提出來積極地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有積極的一面，這一面我們也要肯定，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愿意跟檢察官說他的心里話。今天也不便說，他從內心里就感覺到檢察官對他的幫助，國家的司法機關能夠這么人性化的幫助、教育，不僅僅是在于知法、認法，而且懂得了我應該怎么把對他人的損失降到最低。我們檢察機關取保候審之后，每次出去都跟我們匯報，比一般的公民做得都好，這點我們還是認同的。

　　主持人：像竇唯這樣的明星，對他的取保候審有什么限制沒有？

　　劉文惠：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要求他做到四項，從這四項考察中，他基本上能夠做到。不管是明星也好，還是普通百姓，法律面前都是一樣的。

　　易彬：按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都應該遵守這四條，第一，未經決定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第二，在傳訊時應該及時到案，第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第四，不得毀滅偽造證據。

　　許身健：實際我們這個限制太嚴了，在國外實際是一個保釋的權利，到底是羈押還是關起來，一般是法官的權利，國外的保釋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取保候審限制的太嚴了，像竇唯的案子有必要關起來嗎，沒必要，影響也不好。

　　劉文惠：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連續出臺了很多關于刑事和解，為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要從輕處理的，最近又出臺了起訴不起訴案件質量標準，對生活困難偶爾犯輕罪的，都要從輕處理。

　　許身健：正因為我們前段出現了很多問題，就需要放開一點。

　　劉文惠：其實這一點也有不同的認識，我也是在刑事一線工作了20多年，現在國家的刑事訴訟政策越來越嚴，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不好把握的東西，比如外地人犯罪，逃跑人的犯罪，我們在工作中經常遇到。公安機關取保候審的，移送到檢察機關了，我們一找，人找不到了，這樣對案件的審理產生特大的影響。

［此帖子已被 一路夢游A 在 2007-8-24 19:12:53 編輯過］

竇唯主動交代表現悔罪一面

　　劉文惠：在前年我辦了一個案子，是一個盜竊案。在西客站，犯罪分子坐火車來了以后，偷一個女的包，她丈夫剛好在邊上，發現了，這個小偷就跑，追到不到100米，警察就給攔住了，但是她丈夫坐地上就死了，就這么一個小案子，我就感覺到應該做個宣傳，我們就寫文章分析了案件相關法律問題。文章發表后，有廣東的，有其他地方的群眾給我打電話，咨詢法律問題。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社會服務，這種服務是無償的。打電話我就接，有什么問題，刑事問題，馬上就給人家解釋，有時候也要安撫一下人家。有的想告狀的，我就說，這個案子通過咱們檢察機關審查后處理肯定是公正的。當時半個月，經常有人給我打電話，我也說服了很多人。所以，適度的宣傳對我們檢察機關為促進社會和諧，為人民服務有好處。

　　許身健：對，檢察官和傳媒適當接觸確實比較重要，這個案件大家關注的程度比較高了，大家最關心的是在法律面前標準是不是一個，名人犯罪是很多的，是不是竇唯這個人因為處于事業的低谷了，錢也比較少了，就同情他，處理得輕。也有人擔心，在演藝圈，有一些人做的事比他嚴重的多，最后不了了之了，所以就存在這樣的疑問，是不是竇唯是比較軟的柿子，拿去捏呀。而這個案子，我和你們接觸后，覺得處理是非常公正的，所以檢察官要接觸媒體的意義就在這個地方，你必須要去交流，你不交流的話，別人會有很多的遐想。

　　劉文惠：做為檢察官來說，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個人除了工作之外，檢察官也要融入社會中去，人的追求也完全不一樣的。有時候跟黑暗面打交道多了，自己也需要凈化自己。

　　主持人：像竇唯案，一開始權益受到侵犯之后，應該以什么樣的正當途徑處理呢？您接觸竇唯這么長時間，竇唯在犯罪之前知道是犯罪行為嗎？

　　劉文惠：他應該知道，但是他就想用這種方法，他就認為個人的力量無法跟集團的力量抗衡，他就覺得報社是一個集團，我們不去評價報社的報道是對還是錯，但是對他來說，他就覺得，你是報社，你侵犯我的利益了，但是我自己的力量達不到，我想找寫這個的記者都找不到，他就想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把事鬧大了，就有人管了，我的問題就解決了，其實他一開始特別幼稚的一種想法。我接觸，竇唯還是挺樸實的一個人。

　　許身健：我覺得是兩方面來看，我覺得新京報，我個人理解，寫這樣的報道是非常可惜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新京報的宗旨就是理性…，新京報應該是比較嚴肅的一個報紙，現在中國的報紙存在什么問題，在國外的話大報和小報的界限是非常明確的，大報像紐約時報，是非常嚴肅的報紙，小報的話，花花綠綠，美女，花邊新聞，這是小報。嚴肅的報紙不應該這樣的，但是我們國家的報紙也是小報化，低級趣味。當然檢察日報沒有。說到大報小報，他報道的時候，有一些各種各樣的限制，有些問題不能深入報道，但是像這種報道歌星的事，大家都喜歡看，為了提高賣點，包括銷量大了以后，廣告量會比較多，所以就登這些，我覺得新京報，我個人認為不應該圍繞竇唯這樣的事弄。

　　許身健：第二，竇唯這個人，我很同情，如果竇唯是非常老練的歌星，他就不會這么做了，你做為一個公眾人物，您就應該習慣這種東西，狗仔隊、攝像機，沒有這些東西的話，你要主動吸引，主動爆料，他這樣的話，竇唯非常的厭惡，像北京人黎明，他也非常苦惱，有人罵他，他就沖著洗手間罵兩句，把水一沖就完了，這就是非常職業的，你要忍一忍，因為你和小報是一種共榮的關系。竇唯就一把火燒了，我就認為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明星，他就想自己封閉起來搞自己的東西，出現這樣的事，作為一個普通人，我覺得還是比較同情他的，我也為新京報這樣的報紙感到惋惜。

　　主持人：如果從法律手段方面，竇唯可以采取什么樣的法律手段呢，一開始能夠做些什么呢？

　　許身健：我們從法律來講，首先要跟報紙的記者交涉，你應該理性地說，如果能證明存在侵害的話，應該通過訴訟賠償，為什么人們愿意采取暴力的手段呢，他覺得更加直接，因為他需要這樣的過程，竇唯也是想的比較直接，就是暴力手段，但是說實話的話，如果你要沖動，不理性的話，你要為你的行為付出代價，這個代價愿意不愿意承擔呢，他心里最清楚，我覺得這個代價有點太高了。

　　易彬：一個是愿意不愿意承擔，另外是不是值得承擔。

　　主持人：他是一個公眾人物，面對這種訴訟也好，侵權也好，應該公正的對待。

　　許身健：既然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對自己的形象要非常關注，你應該比普通人更加健康，成龍這樣的，他非常關注自己的形象，煙不能抽了，我的意思是說，像劉德華這樣的人，如果你出現問題之后，你的廣告就要下來，廣告商不能找你了，所以公眾人物應該是一個表率。既然你受到了關注，有了知名度，同時你的行為也要受到各種各樣的束縛，這也是必然的。

　　劉文惠：其實越是明星，越應該檢點自己，像正常人一樣遵紀守法，只要做到這一點他不會受到傷害，自己的恥辱都是自己找的，不是別人給你的。這也是我們做人做事的標準。

　　主持人：大陸演藝圈有很多年輕的名人，在守法方面不是很注重。

　　許身健：可能會有。

　　主持人：像韓寒的帶槍問題。

　　許身健：我覺得演藝圈是公眾人物，大家比較關注，一旦出了問題就滿城風雨，是必然的，單憑這一點，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剛才你說的那種炒作手段也是有的，現在有些歌星、明星，經常自己弄點緋聞之類的，就是誰跟誰要分了，大家肯定知道這又以出什么新專輯了，我覺得這種手法沒有什么創意，完全是被西方人玩剩下的。確實也是共謀的關系，英國的戴安娜，英國的小報經常給她揭露出來，現在據說，戴安娜很這種小報有共謀關系。

　　許身健：剛才我說了，在未來每個人只能出名5分鐘，出名的時間太短了，我們開個會一樣，一個會完了，一看這是我，每人注意你，發言知道你是誰，發言完了不知道你是誰。因為咱們是普通人無所謂，但是有些人是要靠這個名生活的，名人就是靠著名生活的，這個名氣對他來講就像空氣一樣，他能離開這個空氣嗎，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維持他的名氣。你說他炒作，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我們不需要炒作，他是需要。

　　我覺得竇唯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沒有活在周圍的世界里，他對媒體是不了解的，我們不能要求每個老百姓都跟教授專家一樣，這也是一種知情權，至少有很多人想了解這些問題，媒體有這個需要就要報，我只是說新京報作為一家大報，不應該特別糾纏這件事，新京報不報道，還有別的報紙報，竇唯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出現這樣的事是必然的，你把人家車燒了，就要付出這樣的代價，真正一個理性的人不會這樣做的。你現在告新京報的話，關于媒體侵權的案子，在美國必須有一條，就是有故意的惡意，這很難證明。對媒體來講，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能過多地限制言論自由，竇唯從自己的角度講不能這樣報，你很難確定有這樣的惡意，他將來告，第一很難告贏，即使告贏的話，他的賠償也是非常少，那你值嗎？出了事之后，你自己的形象降低了，你自己的小孩本身受到打擾，你本身的財政狀況非常不好，還要請很多律師，雪上加霜，你這個代價未免太高了，而且這種炒作，竇唯并不需要，他并不是普通的一個人，自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結果被周圍的世界還繼續打擾，我覺得他應該反省一下，作為這樣的藝術家，也應當適當地增加一點自我保護的能力，我希望他以后適當地理智一點。

　　劉文惠：作為法律職業的人，咱只能是忠告，不要觸犯法律。自己一年多擔心受怕的，就是因為你受到追究了，將來怎么樣處理你還不知道呢，以這個案件警醒其他的人，像民事案件可以和解，但是一旦走到公訴，公安機關的偵查，檢察機關的起訴，國家要投入多少的財力、物力，一旦觸犯了，國家就要專政了，這種專政維護的是大家的利益。現在講的態度就是一切，就是人生的態度。

　　易彬：我們感覺，無論怎么樣，就是應該心中有法。如果認為被侵權了，你應該找的一個合適的方法維護你的權利。這種方式也可能是很無奈的，尤其是在這種環境中，在民事案件中，誰告誰舉證，得你自己舉證，很漫長，但是不管怎么漫長，在咱們國家這種情況下，還是應該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刑事案件解決的是他毀壞公司財物的行為，如果他認為什么樣的人對他有侵權的話，他還是會采取訴訟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可以要求侵權方賠禮道歉，或者是賠償損失。

　　許身健：檢察日報提到一個法商的概念，現在是法律社會，現在也是權利的社會，我就覺得我們要分清我們本人的權利，他人的權利，還有國家社會的權利，任何權利都有一定的限度的，國家權利也有一定的限度，我們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只能在自己的范圍之內行使，不要侵害別人的權利，假如說侵犯了別人的權利之后，你自己必須付出代價，我們作為公眾人物，必須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要尊重別人的權利，你在你自己的范圍活動之內，你可以隨心所欲，但是對于媒體，也應該注意，在行使自己新聞自由的時候，也不要侵害公眾人物包括一般公民的權利，大家還是要在自己的范圍之內活動。

　　主持人：您一開始提到看保安已經預料到竇唯要燒車了，但是他們為什么沒有制止？

　　劉文惠：他是個名人，你過去搜他身，制止他，就侵犯他的利益了。因為他沒有表示，竇唯說了，我要燒車了，他沒有這個具體表示，我覺得人家做的還是對的，就感覺他可能要毀壞車，我做好準備就行了。

　　主持人：公眾人物守法不守法，他們的表現和做法，對整個社會，對他的粉絲影響也是非常大的。

　　劉文惠：我們盡量是按照現在社會和諧的角度，有利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來體現社會的公正，尤其是弱勢群體，我辦的一個案子，我在公訴的時候，內心里就感覺特別不是滋味，就是一個倒楣孩子，剛剛出生，是四川的一個女人生的，就給他拋棄了，被一個河南的拾荒者養著，大家兩個沒有戶口，沒有定居的地點，到了11歲的時候，養他的義父死了，他自己沒有家了，不是河南人，也不是四川人，也不是北京人，沒有戶口，就跟著其他人在北京西口站偷手機，抓住這種人，無家無業的怎么辦，就給他關起來，數額較大，按照法律規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就說您對我這么好，我還在監獄待著吧，我出去最起碼沒有住的地方，在監獄里有住的地方，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樣幫助，有時候真是無能為力，就特別想幫助他，咱們取保候審，兜里有50塊錢，他在看守所沒有錢，給你，你別犯錯誤了，咱們年齡段辦案和年輕人感觸就不一樣，咱們從竇唯的案子來講，就是從好的角度出發，都想對他好，將來不再犯了，您觸犯法律了，按照事實走，但是從另外一方面，法律之外我們的感觸，我們也是特別希望他好，社會和諧，大家都好了，那樣在高興呢！有極端分子，就是社會的一個隱患，社會的一種危害，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從點滴做起，從一個下事做起，一旦有極端的行為了，或者是同事之間有什么矛盾了，我們都是往好里去解決，就是從點滴做起，我能力就是這么大，我作為檢察官就是努力地把我的工作做好，把我身邊能夠幫助到的做好。竇唯理解到這一點，他就會自然而然的有容納心了，自然而然就會保護自然了，自然而然就不會觸犯法律了。

　　許身健：不經歷風雨，怎么能見彩虹。

　　劉文惠：咱們在公訴當中，有的公訴案件，咱們在法庭上怎么說，公訴詞怎么發表，真是說到位了，把法律用到位了，把情感用到位了，我發自內心的情感，人是相通的，他會主動跟你溝通的，他也覺得檢察官好，他不知道我叫什么，但是他知道我是檢察官，檢察官的形象就樹立起來了，要都這么做，這種極端的行為慢慢就會沒有了。但是犯法，自從有國家，有人類，就有觸犯法律的，但是咱們盡量的避免，現在的政策講和諧社會，我就特別贊成。現在看起來貧富不均，有地位，有錢的，有時人有這個地位，按道理來說，他有這個財力、地位，他的內心，對社會的貢獻應該更多，但是有的人就是一夜暴富，他的素質沒達到，財富是極高，而德性又極低，免不了要發生一些事。最早說天津大丘莊的禹作敏，到現在拿大奔馳撞人，都是法律意識的反對，財富和德性不對等，正義網，咱們今天就談正義，怎么樣做的正義，咱們從每個人做起，就是點點滴滴的小事，讓檢察官說到道理，咱們說不出來，具體怎么執行法律，我可能是爛熟于心，就應該這么做。許教授是搞研究的，從研究上比我們更深層次，我們只是表面的。

　　許身健：都是法律服務的。

　　主持人：竇唯經過一年多，對這種行為有悔過嗎？

　　劉文惠：他肯定是悔過，積極地自首也好，主動地交代，從主觀上、客觀上，都表現了有悔罪的一面。

　　主持人：不知道他有沒有這種表示，再遇到這種情況，會不會還選擇原來這種方式？

　　劉文惠：有媒體報道過。我沒法說，我們也沒有探討過。將來再遇到這個問題，我們希望他能理性地處理。

　　易彬：不是真實的，我們宣傳處老接觸媒體，當時的法制晚報爆料之后，很多都市報都問我們，其實根本就沒有采訪過他。

　　許身健：有的時候也是為了吸引眼球，我們每個人，我們有一個底線，別超越這個底線。

　　易彬：我們最后的底線只能用法來說話。

　　許身健：我還希望竇唯不要以這個出名，應該是以唱歌，希望他引以為戒。

　　主持人：今天的訪談就到這里，謝謝三位嘉賓。

2007年9月7日，“竇唯縱火案”在北京宣武法院開庭審理。在被告自辯環節，一直惜話如金的竇唯，終于在法庭上開口為自己辯護。 中新社發 吳芒子攝

本報訊 (記者 楊昌平)“我認罪。”上午9時，著名揺滾歌手竇唯在宣武法院出庭受審，他承認自己1年前大鬧某報社，并毀壞該報社財物。據悉，檢方指控他犯有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某報社則提出刑事附帶民事索賠，要求竇唯在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7000余元。

在去年5月被警方羈押后不久，竇唯就被取保候審。今天上午，他自己來到法庭，面對眾多攝影記者架起的長槍短炮，顯得神情自若。據悉，由于此案是由和竇唯有關的新聞報道所引發，法官在開庭之前曾對竇唯說過有很多記者前來采訪，并征求他的意見，竇唯并未反對。

今天檢方當庭指控，竇唯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

“屬實。”在公訴人詢問竇唯對起訴內容的意見時，竇唯表示認可。“因為他們捏造事實，發虛假報道。我當時想去報社找寫文章的記者對質，但沒見到他，所以我就砸了報社的設備。”對自己砸報社顯示器一事，竇唯作出如此解釋。

砸了顯示器還沒完事，當天下午6時許，竇唯又來到這家報社門前，燒壞了一輛轎車。他在法庭上說:“當時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車，只是看到在前擋風玻璃處有個某報社的牌子。我就用農夫山泉瓶子裝了一瓶汽油，澆在車的頂部，然后用煙頭點著了。”燒完車后，竇唯打電話報警。他說自己報警的目的就是想讓警察來，讓警察知道這兒起了火，“我想警方可能來調查這個事。”竇唯說。

其實，被燒車輛的車主周某和竇唯并無沖突。商店和加油站員工分別從12張照片中辨認出竇唯，證實在事發前，竇唯去商店買了瓶農夫山泉，后來拿著瓶子到加油站灌滿了汽油。而周某則在樓上目睹自己的車輛被燒。周某也是采訪娛樂新聞的記者，他認出燒車男子正是竇唯。

某報社代理人認為，該報社刊發的新聞報道并未侵犯竇唯的合法權益，但竇唯在雙方溝通的過程中卻故意毀壞報社財物，并燒壞車輛，應予以賠償。

在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認為，因竇唯案發后自動投案，系自首，檢方認為可以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此外，竇唯在案發后，認罪態度較好，確有悔罪表現，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竇唯則在最后陳述時表示:“我不是故意損壞公私財物，確實是虛假新聞使我失控，我覺得虛假的新聞報道禍國殃民！”

竇唯燒車案宣判 免受刑事處罰

2007-11-02 02:27:05　來源: 中新網(北京)　

11月1日上午9時，北京宣武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竇唯燒車一案，當庭宣判竇唯故意毀壞財物罪成立，但免予刑事處罰，這是自9月7日此案首次開庭后的第二次開庭。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依舊圍繞涉案金額展開辯論，由于5000元是起刑標準，而公訴方提交的汽車維修金額有5300余元，辯護方則對此有異議。

此次審理，從開庭到宣判，包括中間休庭的15分鐘，不到一個小時。在庭上竇唯除答復法官“知道”或“沒有異議”之外沒有發言。法庭最終認定竇唯燒車的行為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但鑒于有自首等良好表現予以從輕判處。

記者看到前來旁聽的竇唯的父親，宣判后走出法庭就開始打電話。對于這個結果他表示滿意。

而宣判后竇唯快步走出法庭，未對媒體發言，只是在上車前跟記者們道了一聲辛苦，而后乘出租車離開。

歌手竇唯火燒汽車案終審宣判免予刑罰

• 　　核心提示：近日，搖滾歌手竇唯火燒北京一家報社職工車輛案終審宣判。法院維持一審法院的判決，即竇唯犯故意毀壞財物罪，因其情節輕微，且有自首情節，對其免予刑事處罰。

新華網北京3月12日電 搖滾歌手竇唯火燒北京一家報社職工車輛案近日終審宣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法院的判決，即竇唯犯故意毀壞財物罪，因其情節輕微，且有自首情節，對其免予刑事處罰。

2006年5月10日10時左右，竇唯因對北京一家報社有關報道不滿，前去這家報社交涉。在交涉過程中，他把辦公室內的DVD機、電腦、電視機等物品摔毀，經鑒定價值1644元。

當日下午5時左右，竇唯再次來到這家報社，往報社職工停放在門前的一輛小轎車上潑灑汽油，然后用打火機點燃，汽車表面因火燒受損，經鑒定損壞價值5379元。

一審法院作出判決后，竇唯提起上訴，認為一審判決依據的價格鑒定結論所認定的損失數額過高，被燒車輛部分維修項目不是他燒車造成的，原判認定事實不清，請求依法改判。

一中院終審認為，一審法院根據竇唯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

(本文來源：新華網 作者：李京華)

可悲